双通道模式如何改变药品零售市场

有新的学术努力以鉴别判断他人所涉及的技巧，预判危机的思维、以及设计既有专长又有创新观点的高效团队。

对于代议制的这种堕落情形，有些论者提出了功能性的辩护意见，比如魏玛的代议制主要是为了选择合格统治者。[41]而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通过另外的概念建构掩盖了政治概念的本质，如它试图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把敌人变成竞争对手，又从知识的角度把敌人变成论争对手。

当然，这种知识状况与第二帝国时期一般国家学说的衰落和拉班德式的国家法的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兴起有关，在方法上便表现为国家学方法受到纯粹的法学方法的系统修正。存在论意义上的绝对宪法具有古代宪法的古典特征，保持了宪法与政治体的某种同构性与同义性，在此意义上，特定政治体的存在具有优先性，宪法是该种存在的铭刻者而非塑造者，是对既有的刻划，而非基于规范的无中生有。[34]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而施米特要挖掘、正名和守护的恰恰不是法学家眼中的宪法律，而是指向政治统一体总体决断的实定宪法。此外，刘小枫先生还单独组织编译了两本关于施米特政治思想的评论文献集，即《施米特与政治法学》（2002）[8]和《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2007）[9]。

施米特的政治法学论著始终笼罩着政治神学的背景[33]，始终以民主理解上的一种本质主义和先验主义来批评和对抗民主理解上的程序主义和经验主义。[18] 阿克曼曾以权利本质主义概括德国宪法的主要特征，但这种特征主要是1949年《基本法》之后的状况。[39]在澳大利亚，有70%的法科学生同时修读另一个学士学位，但是学制则从4年延长至5年。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德国的大学都具有研究生教育的特征。除此之外，他们总体来说缺乏对社会、经济、政治的深入理解，更不能把这些角度的思考通过适当的切入点运用到解决法律问题的过程中。相反，法学教师的日常工作是对一个广泛的法律领域的全部问题进行教学，并且在其研究过程中对于所有发现的难点进行探索，不受制于具体个案。而且，这一阶段的基础课程多，可能同时开设两门案例练习课，学生必然不堪重负。

在法律职业中最为经常运用的就是这些部门法的内容。所以，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只能主要在工作中学习。

学习的内容应考虑司法、行政以及法律咨询实践，包括为这些实践所必须的关键性技能，特别是谈判管理、进行会谈、辩论、调解纠纷、和解、听证以及交往能力。只有让学生亲自去做、亲自去犯错，然后通过讨论和老师的引导，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亲手去不断地修正错误，最后才能掌握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这些案例练习课均开设于初学阶段，学生的知识体系尚不完备，因此技能上的目标可以局限于使其牢固地树立起对法律适用过程以及基本方法的了解，而解决法律解释疑难问题的技能，则可以留给高级案例练习课程来解决。学生通常有着强烈的正确答案意识，认为学习就是学习知识，并体现为在考试中写出正确答案，而基本上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必要去独立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创造新的知识，更不相信自己可能具有这些能力。

讲授方式显然将继续作为主要的授课方式。See Juergen R. Ostertag,Legal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tructural Comparison，26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301(1993—1994)，pp.315—317.德国完全中学毕业生的程度，可能相当于美国本科二年级完成时。  六、结语 如果医学院的教学质量差，让不合格的医科学生变成医生，伤及无辜患者，医学教授们恐怕应当心中有愧。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

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并且，通过前两年的读书、学习和对大学生活的适应，学生的心智有所成长，这对法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也是有益的。

[80]田士永：民法学案例研习的教学实践与思考，《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79以下。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就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在课堂上进行有效的讨论，最终形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比如，是否构成《民法通则》第93条上的无因管理，关键在于解释其构成要件，并发现其中有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的目的这一项，而本案中停车场显然欠缺该意思，所以该条之下的请求权不能成立。这种教学方式早已被习以为常，但是如果与学徒式教育对比，就可以发现这是多么惊人的教学效率。案例练习课中也可以适度训练律师角度的法律应用能力，但只能占据一个较小的比例。所以，教育的首要目标仍然只能是让学生将来成为训练有素的执业者。学习技能需要不断的练习，直到一项技能达到自动化的程度。19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学徒制的。

[11] 笔者认为，法学本科和其他本科专业一样，首先应当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其他商事法分支，学生也应有一定知识，但简单了解即可，因而可设置一个低学分的商法概论。

[48]我国很多学者主张在法学教育中增加多学科视角的课程，特别是社会科学课程。[24]实际上，当代的法教义学早已公开地承认法律解释中存在价值判断问题，并努力以一套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被反复尝试、运用，并在理论上获得普遍共识的方法，使法律适用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可以被相对客观地论证、审查和批评。

(二)基础理论课程的重要性 在各国的法学教育中，基础理论类课程通常不占重要地位。参见周汉华：法律教育的双重性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何老师将法律人所需要的技能区分为智能技能和实务技能两类：对法律人来说，智能技能是指处理法律概念、条文和其他法律资料的能力，具体包括对实体法的足够知识、明智地运用一切资料进行研究的能力、明白任何法律的基础政策以及社会环境的能力等十二项。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4—13。就社科领域而言，学生可以学习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应当承认，中国的法学教师自身所受的法学教育是粗陋的，自身的知识和技能都有严重的欠缺。

但是，这一角度应贯彻于教学内容(下文关于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讨论中涉及这一方面)，而非目标设定。[12]显然，学生最希望的是法学教育能够为其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是社会对法学教育的首要需求。

类似观点，参见冀祥德等：《中国法学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60—161。[46]何美欢，见前注[2]，页9、14。

但是，根据法学方法论上所谓在规范和事实之间眼光往返流转的理论，[72]仍须回到案件事实，从初步结论出发，再次审查是否存在作出其他法律解释(从而得出不同的判决结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8]参见韩赤风：当代德国法学教育及其启示，《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一方面，这些课程设置在法学入门阶段，学生还缺乏体系性的知识。[3] 笔者对大多数法科学生的判断与何老师基本一致。两者相结合后，才能够让学生具有全方面的能力。这三类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基础有共同之处，但是有不同的侧重。

何老师甚至没有刻意培养诉讼律师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要求学生尽可能地从原告或者被告的角度提出对己方最有利的主张。因为知识是学习智能技能的必要条件。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民法、刑法、行政法是三个主要的实体法领域，其他实体法部门均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宪法除外)，学生应有深入的掌握。在内容上，可以熟悉法律规则的内容和体系，并深化其理解。

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多达十六门，并且各个大学普遍追求降低必修课的比例，以便学生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再加上其他必修课(政治类、外语类)的挤压，几门最基础的部门法课程(尤其是民法)的课时量就很少了。法教义学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学术性。